第1章中美贸易失衡源于外资在华加工贸易

　

黄老道的名称在《后汉书•循吏王涣传》首次得见，其云：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

（5）《与草堂书》，《禅林宝训》卷三。从传法世系上说，五家七宗以及黄龙、杨岐嗣法子系均出于慧能门下，属南宗禅。

《禅林宝训拈颂》一卷，清代行盛著，超记录。而在现代佛学界，各寺院的住持、长老以及所有出家人，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则显得更加重要，削除势利人我之心，趋向道德仁义，心怀远大之志，利世济众，恩被泉石，应当继续成为现代僧人的龟鉴。（12）（13）《实录》，《禅林宝训》卷四。后来人把这两宗与上述的五家合称禅宗五家七宗。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家禅宗就此形成了。

《禅林宝训》中记载的禅师，很多是深谙儒家之理。出自清原系统的云岩昙晟的弟子洞山良价及其弟子曹山本寂成立了曹洞宗。[2—P87]此外，想必杨先生也不会忘记：某位立场与杨先生比较接近的论者，正是由于我倡导这一观念，才兴高采烈地提议把我流放到非洲大草原、以便与狮子和豺狼们一起实现天人合一或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其次，朱熹这段话是对孟子推恩之说很好的说明，是杨先生自己的一个评价，但不好意思得很，我实在看不出：既然杨先生没有费心对此做出任何论证，这一评价有什么理由仅凭自身就足以保证它也能像教皇宗座的手谕训令一样毫无谬误。同样，我也是通过分析基督宗教在爱上帝与爱邻人出现冲突时如何进行取舍的标准，得出结论说：基督宗教的根本精神是强调信仰上帝本根至上的宗教信仰精神。皆由近及远，自易以及难。所以，我不会不加批判地就把自己片面融进某种学说（比如儒学）中去，只把儒学当做社会生活来看，只将其视为生命的学问（既然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学说观念——在中国文化中也还有墨道玄禅等等，凭什么我就应该不加批判地只把儒学当做社会生活来看、只将其视为生命的学问？），也不会仅仅因为自己对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圣贤儒学心存敬意、充满同情，就把它凌驾于全体中国公民的根本利益之上，尤其不会因此就去赞美圣贤儒学包含的压抑公德、滋生腐败、偏袒私利等负面因素，哪怕这样做会引起学界强烈反弹——既然这些因素根本不符合全体中国公民的根本利益，我凭什么要迁就圣贤儒学，而让全体中国公民的根本利益蒙受委屈？当然，一旦我通过学理性的研究，发现圣贤儒学中还包含着某些符合全体中国公民根本利益的思想内容（如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等），我也会全力肯定、坚决捍卫，严厉批判任何试图否认这些思想内容的观点，哪怕这样做会引起学界强烈反弹——既然这些因素根本符合全体中国公民的根本利益，我凭什么要迁就喜欢强烈反弹的学界，而让全体中国公民的根本利益以及圣贤儒学蒙受委屈？同时——再次声明一句：我不仅对待中国的儒学是如此，而且对待西方的基督宗教也是如此。

同时，从逻辑的角度看，杨先生只有首先论证了孟子这段话具有肯定‘人欲之私的意向，他才有理由批评我将孟子这段话作为孟子要求去除‘人欲之私的证据是一种误解。首先，朱熹这段话历来为人们所引用，是一个不必证明的学术事实，但在我看来，这一事实似乎并不足以保证：他的这段话就像教皇宗座的手谕训令一样毫无谬误。

[1—P80]我想请教杨先生的是：章子之父在未教的情况下便处死其母，这件事难道不涉及什么‘不道德的行为？难道杨先生认为，即便在当时亲亲而尊尊的历史背景下，章子之父的做法也是完全合乎道德的？如果章子也像杨先生一样认为其父的做法完全合乎道德，他为什么又会为此事劝父呢——难道章子过于顶真、吃饱撑的？ 最后，《孟子》中还有一段文本也讨论了父子不责善的问题，其中指出：教者必以正。同时，我也看不出我认为恻隐说具有去除‘人欲之私的意向与杨先生认为恻隐说是讲道德必须是纯粹的，不能出于功利的目的之间有什么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之处，以致学界必须凭借后者否定前者。第二，我十分欣赏杨先生对我目前看法是否改变以及还是另有原因不得而知所怀有的如饥好奇心和似渴求知欲，因为我认为这是学界未来也能长足进步的基本动力。[1-P78] 这的确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

[1—P78]因此，我想请教杨先生的是：不能出于功利的目的与丝毫无有私利底夹杂或去除‘人欲之私之间的差异，一定就比窃负而逃与过失杀人或强奸未遂之间的差异大上许多，以致我们根本不能说它们是不谋而合的，因而只有杨先生的理解才是正解、朱子以及牟子的理解都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误解？真不知是朱子以及牟子误解了孟子，还是杨先生误解了孟子和朱子以及牟子。然而，在这种引证之后，杨先生接着就这样以四两拨千斤的态势反驳我的见解：朱子对推恩的解释是从‘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思路出发的，是对孟子推恩之说很好的说明，历来为人们所引用。杨先生在全文引用这段文本后给出了如下解释：如果父亲教育自己的孩子，很可能心急，说了几遍仍然改不过来，就会上火发脾气，从而使父子‘相夷影响情感。  我近年连续发表文章，分析孔孟儒学存在的深度悖论，并将《孟子》中记述的舜窃负而逃和封之有痺两个案例判为腐败，引起学界强烈反弹。

正是因为如此，牟宗三才将儒学称为生命的学问。普遍性的仁爱则是肯定一视同仁的普遍性原则，将爱普泛性地指向任何一个人。

[1]这里我想做一些简单的回应，以证明存在很大问题的，倒是身为孟子研究专家的杨先生自己对《孟子》文本的理解。为了根本否认孔孟儒学中存在我所说的这种深度悖论，杨先生明确指出：仁者爱人不等于将爱普泛性地指向任何一个人，所谓‘普遍性的仁爱并不是儒家的崇高理想。

刘先生却轻易认定其是‘误解，这实在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因此，我想请教杨先生的是：究竟是谁试图把孟子的恻隐说讥之为无父？先把对手的观点荒谬化再加以批驳，是学术论战中常见的做法。暂且撇开下面要分析的孟子推恩说和恻隐说不谈，众所周知，孔孟都有大量要求人们从血缘亲情出发、实现普遍仁爱的观念，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仁者无不爱也（《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孟子·尽心上》）等。那么，孔孟是不是竭力追求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呢？我认为答案是毋庸置疑的。这可是杨先生名垂青史的绝佳机会之一哟。这是因为，如上所述，他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曾经向那种禽兽都知道保护自己的主张靠拢，热情赞美传统儒家在国家利益和亲情私利有矛盾冲突时偏袒后者的价值取向[2-P86]。

可以进一步用来补充我的上述论证的是，杨先生在他自己的一系列论述中，也充分地证明了：孟子这段话的确具有为了尽孝可以不顾社会群体利益，把整个天下都用来孝敬自家父母的内涵。杨先生当然有权反驳我的见解。

再联系到责字本义，把父子不责善理解为父子间不批评不道德的行为，显然要比把它理解为父子不顶真更切合《孟子》的原义。事实上，倘若一个人坚持事亲为大的儒家原则，强调‘骨肉之亲，本同一气，又非但若人之同类而已，他就只会凸显不同血缘关系的鲜明特异性，坚执（似应为持——引者注）（正应为执——再引者注）血缘亲情的至高无上性和不可超越性，断然否定自己的父母子女与他人的父母子女在作为父母子女或是老人晚辈方面具有的共通性，从而在他对自己父母子女的血缘亲情与他对他人父母子女的仁爱情感之间设置一条无法逾越的差等鸿沟，以致根本消解推恩活动赖以成立的‘举斯心加诸彼的基础，使它不可能通过超越性的途径真正实现。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儒家义利思想有很大的误解，认为儒家只准讲义，不准讲利，上面所引的孟子的那段话即是经常引用的一个证据。说到这里，我想起杨先生在一个注释中还曾这样注意到： 尽管刘先生对我的批评进行了反驳，但他在后来的文章（如《儒家伦理与社会公德——论儒家伦理的深度悖论》，《哲学研究》2004年第1期，《从传统儒家走向后儒家》，《哲学动态》，2004年第2期）中已不再以此章作为儒家有滋生腐败的负面作用的证据。

这是因为，就像一个人在坚持爱己为大、爱自己高于爱他人的前提下，根本不可能将对自己的爱扩展到其他人那里一样，一个人在坚持事亲为大、爱自己父母高于爱他人父母的前提下，也根本不可能将自己对父母的爱扩展到其他人的父母那里。[1—P77-78] 以我个人的眼光衡量，杨先生的这一批评根本缺失实质内容，不客气地说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爱自己的君主、丈夫、妻子与将这种爱心推广到其他君主、丈夫、妻子身上，这之间是有差别的嘛，有什么不可以？然而，据我所知，无论亚圣孟子、还是后世儒者（不知是否应当包括杨先生在内？暂且存疑），虽然积极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却好像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把这种推恩在三纲中贯彻到底，明确要求君吾君以及人之君、夫吾夫以及人之夫、妻吾妻以及人之妻，仿佛这一类的推恩纯属荒谬绝伦。其次，又是在《孟子的误读》一文中，杨先生自己引用赵佑《温故录》中的一句话为舜封之有痺辩护：舜固以之休逸象，优其赋入，以奉养象。

希望这种进步不会过于接近儒家思想史的耻辱柱。毕竟，即便从字面上看，孔孟强调的始终也都是土产仁爱，并非杨先生由于过去受西化教育的影响太深，陈旧的思想范式长期挥之不去而不远万里辛苦舶来的洋味爱心。

但如果孟子说的推恩真像杨先生宣称的那样，建立在爱有差等的儒家原则之上——或者说真像杨先生宣称的那样，只是主张将每个人都有的恻隐之心，仁爱之心逐级推广开来，首先爱自己的亲人，再将这种爱心推广到其他人身上。[8—P165]显而易见，这是明白承认：舜通过优其赋入的途径以有庳养弟弟，因而与我的上述评价又是不谋而合。

[1-P77]针对这段话，我想请教杨先生的是：他们这样主张，不正是像我在分析其深度悖论时指出的那样，要求人们从特殊性的血缘亲情出发、最终实现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爱天下的人不正是将爱普泛性地指向任何一个人？既然如此，杨先生为什么又要否认孔孟竭力追求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我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这是否代表刘先生已经放弃或修改了先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是另有原因，不得而知。

这里不妨通过与君臣关系和夫妻关系的类比，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一点。无独有偶，还有一些明显与杨先生一样属于所谓学界的论者，也试图向那种禽兽都知道保护自己的主张靠拢，振臂高呼：一般情况下的国家利益与亲属利益发生冲突时，都应偏向保护亲属利益[11—P53]，热情鼓吹损他人利自己、损公众肥亲友，以致要把本来还有强调仁者爱人一面的儒家伦理，不可救药地拖向缺德伦理、腐败伦理的深渊。其次，作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尤其是作为中国公民，我在评价各种学说、各个经典文本的观念时，所采取的首要标准就是（尽管这个标准在杨先生看来离现实过于遥远，在理论上也缺少有力的证明，其可行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它们是否尊重一切人的人格存在、关爱每个人的人性生活。不过，我不知道杨先生是否意识到：如果孔孟儒学真像他所说的那样从不追求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而仅仅满足于在亲亲而尊尊中从孝父扩展到忠君，它岂不是就沦为一种只是维护宗法血亲礼制的陈旧学说，甚至沦为一种对于君臣父子之外的其他普通人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狭隘观念？杨先生这样否认孔孟儒学有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到底是在为孔孟儒学辩护、使其摆脱深度悖论呢，还是在糟蹋孔孟儒学、把它往火坑里推？我虽然揭示并且严厉批判孔孟儒学内在包含的深度悖论，但我始终认为（在这方面，我与五四以来对儒学的一些批判有所不同），孔孟提倡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并非有意的造作欺骗，而是出自他们的真诚信念，并构成了他们学说中最有价值的一种观念，今天也应该大力弘扬。

这是因为，就像《孟子》记述的窃负而逃和封之有痺这两个腐败案例所显示的那样，舜虽然的确做到了首先爱自己的亲人，但由于坚持我所说的血缘亲情至高无上的儒家精神——或者由于坚持杨先生近来深表赞同的在国家利益和亲情私利有矛盾冲突时偏袒后者，屈国伸家[2-P86]的儒家原则，他并没有由此出发进一步真正做到爱天下的人，相反还通过偏袒亲情私利，而严重损害了广大普通民众的正当权益。所以，非常清楚，孟子说的父子不责善正是指不应针对不道德的行为展开相互批评。

第三，为充分满足杨先生的如渴好奇心和似饥求知欲，我想借此机会提请杨先生再次注意： 首先，杨先生很可能习惯于在他的不同文章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此前已经陈述过的各种观点，以表明他的坚定立场一如既往永不放弃。而我想骄傲地提醒杨先生的一点是：就像两千年来的古代尊尊们一直没有发现此章是孟子在公开宣扬腐败一样，这些现代尊尊们也居然没有人能够看出这个重大破绽，并不足以证明刘先生得现代意识润泽之多以及刘先生之高明以及相差也太过悬殊了，反倒足以证明孔孟儒学以天下养的血亲情理精神滋生腐败的负面效应之大之久之深之潜移默化之春风化雨之润物无声。

对此杨先生也提出了一点异议： 孟子这里的意思并不是不能要个人的私利，而是讲道德必须是纯粹的，不能出于功利的目的。最后，在《法律西化背景下对儒学的双重苛求》一文中，如上所述，杨先生自己引用范忠信先生的下述观点来证明舜的两个举动正当合理：综观中外容隐制度，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共同的外表特征，即在国家利益和亲情私利有矛盾冲突时偏袒后者，屈国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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